莫言:为自己而写

发布时间:2024-04-29 05:37:15 来源: sp20240429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

  发于2024.1.1总第112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  2023年度文化贡献人物莫言

  周二上午,“两块砖墨讯”公众号发出最新一条推送。莫言隔段时间就瞅一下手机,四个多小时后,阅读量跳到“10 万+”。莫言笑了。现在,在书店里不太能常见到莫言新写的书,但他的创作依然勤奋,只不过挪到了公众号里,用书法和诗词,半天就能抵达十万以上的受众。

  “这也是种创作。”2023年11月一天下午,莫言在北京城西的工作室里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。平常,他在这里写毛笔字,处理与公益有关的事务。这天晚上,他要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《静静的顿河》,这部话剧有着超长的八小时长度,连演两个晚上,每晚四小时。

  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他钟爱的文学经典,战争题材也是这位军旅出身的作家的情结,正是以一种崭新笔法和文学质地创作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《红高粱》,在1980年代中后期,一举将他推向国际文学界的视野之中。随后,他的笔头疾驶了二十多年,描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癫狂与荒诞,奋斗与成功。

  2012年,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,当年年轻的诺奖得主,今年68岁。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,偶尔灵光一现,会赐给对方一个绝妙的比喻。“我跟他们(青年学生),都在煤矿的同一个工作面上,”他突然兴奋起来,眼睛亮了,笑容在整张脸上晕开,你能偷窥到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取悦到自己时的状态,“大家都在采煤,都得往前掘进。”

  掌灯者

  莫言当起了老师。2013年,他兼职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,那是他的母校。2018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以后,他全职回到北师大,将更多精力投入教育,现在他带着五个博士生。他的同事包括余华、苏童、西川、欧阳江河、张清华。

  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,莫言与余华等同事办起了“名师写作指导工作坊”,请来一群顶级作家和文学刊物主编,现场为学生的小说和诗歌改稿。将近四十年前,三十岁门槛上的莫言写出了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当时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,刚刚在河北地方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几篇小说,还是个无名小卒,但文学界却因为这篇小说召开了两次研讨会。一次是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主持,一次由《中国作家》主编、作协领导人冯牧主持,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。现在,他也成了前辈,为年轻人搭台、掌灯。

  莫言也写起了戏剧。2023年,他久违地出了一本新书,不是小说,是剧本。2022年春节前后,北京人艺老院长张和平和时任院长任鸣拜访莫言,对他说,该给我们写戏了吧?很久之前,莫言就对他说过一个构思,想写一个外逃贪官故事。

  “今后至少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戏剧创作中吧。”莫言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起他计划中的转向。他曾在莎士比亚的铜像前发誓,要尽余生之力成为一个剧作家。一个玩笑的版本是,他对同行的余华和苏童说,这样我就能跟你们区分开了,我将成为剧作家,而你们,写小说的。

  他做公益,捐出稿费125万元后,又写“百福”拍卖,筹款千万治疗西部地区的患先心病儿童。他办公众号,跟年轻人互动,熟练使用网络梗和表情包。他上综艺,见老朋友,贡献段子。他游山玩水,每到一处就写诗、写字。他办书法展、继续出书,内容是书法和诗歌。朋友和网友指出他书法中的错误——多与繁体字有关——他会认真地认错,写一篇“检讨”:“我保证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了。”

  获得诺奖第十一年,文学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事了。

  小小的委屈

  诺奖之后的这些年,莫言经历了什么,与其听他讲,不如看他自己是怎么写的。2012年之后,他的小说新作只在2020年结集出版过一本中短篇集《晚熟的人》。小说集的十二篇小说中有四篇写于获奖前,其余都是获奖后的新作。获奖作家这个角色不止一次出现在故事里,虚虚实实。

  《晚熟的人》这篇同名小说里,“我”获得大奖后荣归故里,小说《黄玉米》——谁会不联想到《红高粱》呢——被改成大热的电视剧,故乡成了旅游目的地,故居也开发成景点。发小蒋天下殷勤地鞍前马后,希望作家为他开发的旅游景区站台。围绕作家还乡,形形色色的人上演着荒唐闹剧——这一切和莫言的经历是多么相像。

  《晚熟的人》里,莫言写道,继续做个晚熟的人吧。所谓晚熟,是对世故和功利保持一定距离。但在他的小说里,始终有对平民一以贯之的悲悯。

  沾光者有之,诋毁者亦有之。

 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,有人又找出《丰乳肥臀》里的情节说,上官金童是一个瑞典传教士和中国女人生下的混血儿,你看,他为了获得瑞典人颁发的诺奖,早在1995年就别有用心向他们示好。事实是,最早来到胶东半岛的传教士,瑞典人就是最多的,这是史实。对作家的诋毁很多时候就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。

  对于读者的误会,他很坦然。“你明明是要歌颂,他认为你在批判;明明是爱之深、痛之切的一种批评,他认为你是在故意抹黑。没必要解释,这与年龄、出身、立场、都有关系,刚开始会感觉到很委屈,后来慢慢就习以为常了。”

  但一些刻意的中伤和攻击,他做不到全然无视。面对攻击和批评,莫言从不公开反击,但他会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应。比如,他在2019年发表诗体小说《饺子歌》,塑造了一位文学教授侯教授和作家老莫,学生转述侯教授对老莫难听的批评:“侯教授用两节课的时间/与我们讨论老莫那张/有损国格的丑脸。”

  “是因为我得了诺奖,火力就全部集中到我身上了。我替大家来挡枪挡箭,这是我的光荣。”他说,“也许等待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出现,我就解脱了。”

  但毕竟是凡人之躯。有一次学生焦典去莫言办公室,莫言突然跟她说,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,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造谣诬陷。一位文学圈内人对莫言刚刚发起了编故事式的批评。那一刻,焦典感到心酸,“人并不是老了,就不受伤害了,也不会因为成功了,就不受伤害了。伤害永远是伤害。”

  见到莫言之前,焦典根据他排山倒海的文字风格猜想,这应该是个很热情的人吧。熟识之后,她发现莫言虽然亲切,总是问她吃得好不好、最近在玩些什么,但让她印象最深的,是他的沉默。有一年,她获得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奖学金,兴奋地去跟莫言分享,老师回复她:保持淡定,自己偷着乐就行了。有人问她,你从老师那里学到最多的是什么,她回答,少说话。

  沉默的莫言有着自己的坚定。“在攻击莫言这方面,两群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人,竟然成了战友,这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,也是让我得意的地方。如果他们开始共同赞扬我,那我确实要反思,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。”

  “我写《酒国》,用‘人吃人’的对腐败现象进行了象征性的嘲讽和批判。后来有人说我不敢写这个那个,我只能苦笑三声,我写反腐败小说的时候,你们在干什么?”《酒国》是莫言写于8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,因为题材尖锐,很多刊物和出版社不敢接手,1993年才正式出版。“到现在,为了我当时写作的勇气,我也应该肯定我自己。”他稍微平复了下语气。

  现实与想象

  改革开放之后,莫言这一代作家进入文坛时,文学从单调的框框里一跃而出,眼花缭乱的世界当代文学也翻译进来,然而,中国的文学并没有离开外力与外部的现实环境。有时是对外力的顺从,有时是叛逆,叛逆有时会带来灾难,有时又会带来荣耀。潮起潮落,难以预测。莫言叛逆,却大致顺遂。

  在《蛙》里,他直面计划生育政策,呈现政策造成的过失和矛盾。这本小说为他带来了茅盾文学奖。在最新的剧本《鳄鱼》里,他将笔伸向反贪。

  争议最多的莫过于《丰乳肥臀》。《丰乳肥臀》写于1995年春节过后,母亲刚刚去世,心潮翻涌之下,他在老家土坯的旧屋里铺开稿纸。83天,他奇迹般地写完九百多张稿纸,将近五十万字。写作时只是以《丰乳肥臀》为暂定名,但停笔的那一刻,他知道书名非此不可了。而在90年代的中国,如此具有身体暗示的名字是颇有冲击力的,批判纷至沓来。

  最让莫言无奈的,是有些人将书中人物与莫言家人画上等号,展开辱骂。“如果是无知,当然可以原谅,但这些人其实都深知小说与现实的辩证关系,但他们依然那样骂并诱导着很多人跟着他们骂。”

  多年以后,有人翻出《丰乳肥臀》,称赞莫言为女性主义作家,这是他写小说时从未想到过的,那时他也没听说过这个术语。“写作的时候,根本没意识到小说里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,但后来当这个问题被广泛关注,人们就顺便关注到了小说里的剖析,这是作家写作最好的状态。”莫言有些得意地说。

  他通过小说呈现了一个人尽皆知但习以为常的残酷真相:在封建时代,中国的妇女是苦难深重受压迫的群体。

  他看到了中国底层残酷的现实:面对生命和生存,道德是没有力量的。他的小说里,写满了两个沉重的字:生存。

  小学五年级时,学校停课,莫言辍学,务农将近十年。他长时间地独自放牧,在蓝天白云的原野之上,与牛相处一整天。孤独无聊的日子迫使一个饥饿的孩子制造想象和幻觉以寻求出口,听来的神鬼故事冒出来供他咂摸,并投射在眼前的草木和动物身上。后来,贫瘠中练就的想象力成为他最擅长的劳动工具,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个处于幻觉之中的小孩,都有他自己的影子。“莫言的想象,”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,“飞越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。”

  等待一个时刻

  获诺奖之后那几年,莫言身不由己,“每十个邀请接受一个也忙不过来”。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,“朋友的活动该参加也参加了,该说的话也都说了”,他终于有时间回到高密,拿出以前的短篇草稿,删删改改,收拾整齐,《晚熟的人》里的大半篇目都改定于2017年夏天的一小段时间。

  从获奖五年后重新发表作品以来,莫言的作品序列里增加了中短篇小说、戏剧、诗歌……他宣布要转型为剧作家,大量写作和发表诗歌,唯独在令他获得最高声誉的体裁上,迟迟没有动静。网上有人揶揄,你的偶像马尔克斯可以在获奖之后写出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你呢?这个问题,莫言不是没问过自己。

  实际上,提笔再宣泄出一部洋洋洒洒的长篇,冲动常常在他心里翻涌。虽然他有意为自己“辩解”,时常给读者泼冷水说,作品的质量不取决于长短,长篇并非衡量作家的最高标准。但是他也希望,至少再写一部比较好的长篇小说。

  “我要是再写一部长篇,我也可以说是为读者写的,”莫言笑了笑,在藤椅里换了个姿势,“但说到底,还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
  很多年来,莫言就有创作一篇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冲动。早在他和余华挤在鲁迅文学院宿舍楼当室友时,就萌发了这个想法。从他21岁参军直到退役,他在军中服役了22年,总有想为这段人生作个交代的夙愿。可以确定的是,那不会是另一本《静静的顿河》或《战争与和平》,他不会以人们见过的形式去写这本可能会存在的战争小说。

  家里的书桌上堆了很多笔记本,想起什么,梦到什么,就拿起笔记一点。他从来不像上班一样每天写固定的字数,他的写作速度是出了名的快,年轻时,他像个被记忆和想象驱动的狂暴机器,碾压过黑夜,一个通宵就能变出一个短篇。如今的写作依然是突击式的,写《鳄鱼》,有时一天三五千字,没感觉时一字不写。

  他比以前慎重多了,不再追求数量,不是非写不可。他的热情依然在于小说的形式。这几年手机玩得多,他想着能不能用网络跟帖的形式,跟出一部长篇小说?没过多久又否定了自己:“可以用跟帖跟出一个长篇,可以用注解注出一部长篇,但也就是雕虫小技罢了,不是非这样就不行。可能最终,还是用老老实实的方式去写吧。”

  作家正面临新的时代境况,但莫言不打算改变了。莫言也让学生用AI为余华写过一篇颁奖词,他拿着去会上念了念,没人看得出来,但他清楚,“没一句是有价值的。”他对创造力依然自信,如果AI模仿他,只会逼着他产生新的想法,让机器人跟不上。

  他的一个坚定观点是,作家要为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作出努力。不论是《酒国》中用书信、小说、小说嵌套的小说搭建起的多声部、多视角复调结构,还是《生死疲劳》中以驴、牛、猪、狗、猴、人六重视角展开的叙述,或者《蛙》中以书信与戏剧合成小说,都是他对形式的探索。讲故事的人,不用寻常语调。

  他在等待一个触发点。莫言最优秀的小说,在精神土壤里深埋酝酿,但需要一个偶发因素激活。譬如母亲去世带来的强烈情感波动,刺激他将对封建社会女性命运的感受写成《丰乳肥臀》;而在一个寺庙里见到六道轮回壁画,使得他对一个在集体经济时代坚持单干、对抗潮流的老农民的记忆瓜熟蒂落,以六道轮回的架构写出《生死疲劳》。

  “现在,还是需要这样一个时刻。”莫言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4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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